熊诚纽约领奖 谈中国与国际影视作品的差距

熊诚总裁荣获国际艾美奖最佳组织奖

　　11月23日，捷成股份-中视精彩传媒集团总裁熊诚先生以2015年国际艾美奖半决赛中国区评委会轮值主席的身份在美国纽约诺基亚大剧院领取了国际艾美奖组委会颁发的“最佳组织奖。”

　　获此殊荣，是源于熊诚先生作为轮值主席不仅出色的组织了国际艾美奖2015年8月份在中国地区半决赛的系列评选活动，更是表彰熊诚多年以来致力于向全球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正如国际艾美奖评委会原主席、资深评委乔治先生评价的那样：“熊诚先生不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制片人，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编剧，他拍摄了《天仙配》《愚公移山》《孔雀东南飞》《牡丹亭》《妈祖》《传说》《楚汉争雄》等大量中国古典题材的电视剧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电视艺术做了完美的结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大中华地区的传播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恰恰契合了国际艾美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精神。”

　　此次赴美参加国际艾美奖颁奖活动，熊诚总裁感触良多。熊诚个人认为，近几年来，中国的影视文化艺术和国际影视文化一样，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影视文化艺术作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就当下中国影视作品究竟差距在哪里？如何取长补短？我们未来如何调整和改变？记者对熊诚总裁做了独家专访。

　　记者：中国当下的影视作品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熊诚：中国影视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正处在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文化产业对国家GDP的贡献，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都处在历史最好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影视文化艺术作品与欧美等文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眼光和境界的差距。在国际范围内影视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在题材选择上更广泛、眼光更高，都是从人物、事件对人们生活影响的高度来着眼和入手的。我们的作品大多还停留在休闲娱乐、感官刺激、票房、收视率，什么样的东西好买等方面来考虑的。电视剧是如此，综艺节目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从我们的“真人秀”综艺节目中就可看出，拷贝人家的节目样式，表演者扭捏作秀，哗众取宠，几个明星在编导的指挥下嘻哈打闹、无聊逗逼。这就表明我们的视野太狭窄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是极其丰厚的，题材非常广泛，是个无穷的富矿。现在连欧美的发达国家包括韩国、日本都在拍中国题材的故事，而我们反而还在讲外国故事，甚至模仿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放弃了我们本该拥有的优势和长处。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心态造成的，是眼光短浅的表现。

　　第二，核心的差距是在价值观上，中国影视作品愈来愈缺乏英雄形象和正能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是顶天立地、意志坚韧、不畏艰辛的。“英雄”在创作者心中是不可伤害的，即使面临千难万险，他赋予英雄都是有尊严的，有信心的，给人以力量和温暖的。他们的作品，除了少数惊悚片以外，从来都是歌颂真、善、美的，都是有普世价值观的。当然，他们的影视作品也有些消极的东西，但不是主流。反观我们的作品，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全民崇拜“小鲜肉”的价值取向。当下荧屏，“小鲜肉”取代英雄，颜值代替价值，是非常可怕的。

　　一个国家的影视作品中看不到英雄形象，这是悲剧啊！

　　英雄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是人类的楷模。美国电影中即使是像蜘蛛侠这样的一个虚拟人物也是英雄形象啊，他也是惩恶扬善的。而我们却是恰恰相反的，近期高票房的几部电影中的主人公，哪一个干了正经事？我们的作品，更热衷表现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不是宫斗就是家斗，不是阴谋就是窥探隐私，更有甚者就是表现人的缺陷和残疾，不注重人本身的价值，不尊重生命。这是我们影视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人性的展现还处于非常肤浅的阶段。欧美的影视作品则更注重人性内心的挖掘、对人性美是颂扬的态度。这是我们和人家最大的差距。

　　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颠覆、融合、重构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使得影视艺术创作者的价值观变得越来越敏感而混乱，片面追求票房和收视率的实用主义思想蔚然成风，严重影响了文艺创作的质量和审美取向，为了追求所谓的“时尚”，夸大所谓IP的价值，他们不是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是随意剪裁，拼凑史料，以偏概全，指鹿为马，不惜解构历史、戏说历史、嘲弄历史，甚至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混淆我们的审美的要求。这些人物扁平化、情节二次元、质感悬浮化、缺乏良性引导的影视文化作品的传播对社会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们做为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要有使命感。影视艺术工作者要是沦为金钱的奴隶，这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悲哀。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那就是要我们这些文化艺术创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养，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内涵，彰显出中华民族极富生命力的美学精神，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境界、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

　　当然，近年来中国也有好电影，就我个人眼光而言，诸如《1942》《天降雄狮》《狼图腾》《赵氏孤儿》等这些都是好电影，但票房一般，这是国人的悲哀。《战狼》口碑、票房双丰收，它是独一无二的，值得赞扬。电视剧作品包括《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卧薪尝胆》《潜伏》《雪豹》等等，这些作品中塑造的英雄形象是深入人心的，具有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精神感召力。

　　记者：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热潮对影视领域的波及，这种差距会有所改观吗？

　　熊诚：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个差距，投入上的差距。包括时间投入、精力投入、创作态度投入和资金投入上的差距。

　　首先是演员创作态度上的投入。美国人弄个作品弄好几年，人家演员拿到一个剧本一定是有体验期的，而我们的很多演员连剧本都没看过，往往是到现场拍之前再看剧本，还有的是一个助手蹲在摄像机前为演员提词，这能创作出好东西来吗？

　　我们就以《纸牌屋》的创作过程为例，人家的演员早在创作阶段就和编剧一起来讨论剧本了。我们的编剧，哪个跟演员沟通过啊？又有多少演员愿意与编剧提前沟通交流？都是在闭门造车。有些演员也不尊重艺术，纯粹是在抢钱，不是艺术的创作者，而是金钱的奴隶，这些演员和贩卖白粉的人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唯利是图的。这是我们面临最大、最现实的问题。

　　其实制作技术的差距我们与国际的差距已经是很小了，像《大圣归来》、《捉妖记》《九层妖塔》《琅琊榜》等这些作品的后期制作水准已经非常成熟了，差距是在职业态度上。

　　当然，在当下中国也有全方位投入并取得良好口碑和赚到钱的优秀践行者，例如侯鸿亮团队，他们今年推出的《伪装者》和《琅琊榜》就是成功的典范。《伪装者》让政策限制下愈发萎靡的谍战剧市场起死回生，并成功渗透进了“90后”的世界；《琅琊榜》则昭告行业，古装剧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水墨色彩的写意山水，严谨诗意的构图画面，权谋为表魏晋风骨为里的审美情趣，一样能成为市场爆款。侯鸿亮团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闯关东》、《老农民》、《钢铁年代》、《北平无战事》、《温州一家人》每一部作品都是从策划阶段就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例如《闯关东》，据说是侯鸿亮从2005年就开始筹备，直到8年后的2013年才正式开机的。如果用“木桶理论”来观察的话，市面上多数的剧，长板短板非常明显，譬如演员很有号召力，剧本或者后期就会存在硬伤；而侯鸿亮做的剧很不一样，你看不到明显的短板和长板，他不会在剧里一味堆砌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员，一味地把钱砸在演员身上，也不会看到编剧、剪辑、美术、后期、特效各环节有硬伤——曾经被认为是最短板的是市场和收视率，《伪装者》和《琅琊榜》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决定木桶能装多少水的，不是最长的那块板，而是最短的那块，侯鸿亮的木桶，就有点固若金汤的味道。作为他的同行，我应该虚心的向他学习，认真的向他求教，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记者：请您再谈谈我们的影视作品与欧美国家的第四个差距？

　　熊诚：那就是影视作品在运作机制上的差距。首先是主管部门的审查机制，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都没有这个机构。而我们的影视作品从立项公示、拍摄制作到发行都是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查的，是要受到管控的。这一点我不用多说。

　　具体到一个影视项目运作上的差距，我提倡要坚持以“制片人中心制”为基础，欧美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都是这样来运作的。因为只有以制片人为中心，才能有效的、科学的组织艺术生产，包括充分调动编剧、导演、演员、化妆、道具、服装、美术等主创部门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在有限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如果以“导演为中心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编剧为中心制”或“演员为中心制”也都会出现问题。以“导演为中心制”，就会导致家族式或夫妻店式的管理模式，老公做导演唱红脸，老婆当制片人唱黑脸，拼命捞钱，国内很多剧组就是这样的。如果以“编剧为中心制”则会出现剧本一字不改的情况，编剧毕竟仅仅是文字创作，而影视作品是要对剧本文字进行影像化转换和视觉化表现的，而且是需要导演、演员及各位主创进行二度加工的。若以“演员为中心制”出现的问题则会更严重，演员担纲制片人，则会出现他自己饰演的角色搞得很好，包括服装、化妆、给镜头都很到位，其他的就都顾不上了，整个剧情也都是围绕他个人为中心，这样出来的作品在完整性上肯定会出现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这里所提倡的以“制片人为中心制”，并不反对他过去曾经是导演、编剧或是演员，但你必须要理清做为制片人应该担负的责任和职责。当今中国影视界中合格的真正意义上的制片人并不多，原因在于一个合格的制片人要具备全方位的能力，这包括项目的开发能力、剧本生产的监督能力、对导演艺术创作的把控能力和对演员表演的鉴别能力，最终还要懂得对产品进行商业包装和营销发行的能力，这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制片人。从这一点上的差距，同时也折射出现在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在综合素质上与欧美发达国家是有差距的。首先表现在文化素质上有差距，同时在思想素质、商业素质上亦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反映出来的，不光仅仅指的是制片人，其他工种的人员也是有差距的。要想缩短这种差距，影视文化艺术人员，特别是剧组主创人员，必须要提高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一流素质的人才能办一流的事情，拍摄制作出一流的影视作品。

　　记者：那我们如何来改变这种现状呢？

　　熊诚：中国的影视文化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观是内容为王，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做好内容本身。

　　因此，尽管我自己做的不尽人意，拍的作品也一般，在业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我还要斗胆建议各位同行的影视创作，要坚定不移的“讲好中国故事”，因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为了“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创作者和播出平台首先要做到坚守精神家园，坚持主流价值，反对唯利是图，拒绝市场绑架。我们很多影视作品都是在迎合市场，迁就观众，将就播出平台。电视作品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当下很多影视作品都被市场绑架了，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钱，艺术成为了“金钱的奴隶”。很多作品只强调感官刺激和消遣享乐，把艺术作品完全矮化成了人们休闲的工具，这是很要命的。影视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对于整个民族的历史观、文化观、审美观的形成至关重要。作为文艺工作者特别掌握发表、播出大权的媒体平台的管理者，我们必须要肩负使命感，旗帜鲜明的反对以洋为尊、唯洋是从和盲目是从，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价值观和文化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我赞同“雁渡寒潭，怀柔论剑”会议中绝大部分会议代表的发言和意见，同意编剧宋方金的观点：“用IP提升GDP，用颜值代替价值的时间不会太长。”盲目追求大IP这阵风终究会散的。影视行业是特殊行业，首先是作品，然后才是产品。首先是文化属性，其次才是商业属性。影视行业中最大的资本是故事，有了好故事，才能做出好作品。当然，不管是投资人、电视台、视频网站、制作公司，还是每个从业人员，谋利都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求牟利，不求精神考量，就是可怕的、有害的。因为，影视是文化娱乐产业的主要产品，文化、娱乐、产业三个方面都应该有所体现才对，所占的比重应该是相对均衡才对，这也是良性的创作状态和市场状态。我们绝不能造成“产业越来越大，文化越来越差，艺术越来越少，垃圾越来越多”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二是创作者必须坚持深入社会、脚踏实地、深入生活、亲近人民。这样才有可能使创作出来的影视作品接地气，聚人气、有正气。这是因为艺术必须要来源于生活，生活本身是绚丽多彩的，具有生命力的。好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来自大自然、来自真实生活，来自真我。一定是要为广大的受众服务的，而不是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既要考虑年轻人，也要考虑中年人，更要考虑老年人，后者更需要精神抚慰。我们现在强调的IP项目，都是在网上流行，我们追崇的所谓时髦作品大多是在办公室、创作室、酒店、咖啡吧里讨论出来的，都没有真正的生活味道，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已经是解构了的生活，虚无了的历史，扭曲了的人性，浮躁了的情绪，离现实生活和历史本身差得很远，所以我们现在盲目的追崇所谓IP是很危险的，那些写出这些IP的作者中大多数都是没有认真读过历史、认真体验过生活的人，写的都是网上的生活，是虚拟世界里的东西，甚至是这些人灵魂深处丑恶的东西，脱离了现实生活本身，除了在眼前能赚到三瓜两枣以外，是没有审美价值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是创作者要让我们所创作的影视艺术作品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在高空中展翅高飞。当下我们的许多作品缺乏想象力、创造力和艺术感染力。例如受人追捧创造了高票房的《xxxxx》就是一种非常庸俗的搞笑，作为男一号在学生时期没当过课代表也没当过三好学生，即便在体育课上也没什么特长，有什么可值得追捧的？母亲为了他读书，竟然要下作到用性暴力去调戏老师，里面的校长、老师都没有一个正经人，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是个庸俗的作品。没有给人以任何温暖，给社会以力量。而迎合了现代年轻人的这种游戏心态、投机心态和等着天上掉馅饼的享乐主义。作品艺术的想象力不够，看了让人感觉生活很无聊。也更进一步说明了，票房高的电影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为什么欧美的喜剧作品能让人笑得从容，笑中带泪，笑中受益，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高度提炼出来的，它能够精准的找到人性的要害点和精确得找到情趣点，这就是我们的差距，我们更乐于去标榜猥琐的、无聊的、滑稽的心态，而人家更多是展现纯粹的、艺术的、高尚的人性内涵。当然，欧美的影视作品中也有不少的糟粕，对此我不需赘述。

　　四是创作者要做到追求在故事和表达形式上的不断创新。现代社会生活的节奏明显加快，人们对信息量的占有加大，人们的心态普遍浮躁。因此要求我们在创作时的叙述节奏要加快，传递的信息量要密集。在表达形式上要多样化，要不断创新。简而言之，影视文化艺术作品不创新宁勿死。但创新不等于革新。影视文化艺术不能革新，而应推陈出新，而推陈出新的前提是传承，呈现的是出新东西。因为影视文化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用画面和声效等视听艺术来描述与表现人物，即创作者内心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深切感受，只要是出自内心的，一定是崭新的、独特的、差异化的、非模仿的真，传递的是人类共性的善，才会有震憾人心的独特恒久的美。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里所说的真善美是以真为基，以善为质，以美为型，而并非并列。无真之善是伪善，就是假；无善之美乃假美，即是丑。天比地大，心比天大，故曰：真心方能推陈出新，创造出无愧时代的好作品。

　　五是影视作品的创作要遵循艺术创作规律，要根植于文学的沃土上。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品没有文学性，完全是碎片式的、仿照式的、记录式的，不如现实生活本身精彩。影视作品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是对人们生活的总结、提升和对未来的愿景，特别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需要从影视艺术作品中来实现。在塑造人物，增加影视作品文学表现力上，我认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彭健明先生在关于如何刻画好剧中人物时，归纳的比较好，这就是：一要挖掘人性的深刻性。在泛娱乐化和类型化的市场环境下，只有对人性深度挖掘、深刻反思的作品才能打动观众内心、具备持久的生命力；二要表现人情的丰富性。人物之间的感情是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的内在动力，人情越丰富、对比才越突出、戏就越好看；三要把握人群的代表性。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来反映不同的群体，吸引相应的观众，避免人群和阶层的雷同；四要突出人物的独特性。人物的个性魅力和人物关系的设计，是剧目创新的突破口和关键点。这里还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要珍视和敬畏经典名著，它留给我们在美学上价值与魅力是永恒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对经典名著丰富蕴涵的解读与阐释也须不断重新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把经典名著改编为影视艺术作品，是传承、普及和发扬优秀文艺历史传统的必要路径。但必须正确的改编，务必尊重原著的精神价值取向、人物关系定位和审美风范，沿着顺势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加以丰富、深化、发展，以求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切不可反其道而行，朝着逆势方向编造，或东施效颦投射“西化”观念，或对其固有蕴涵横加扭曲和篡改，并美其名曰“创新”。

　　六是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舍得投入。这里的投入，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其实制作过程中各个环节都需要到位的投入。剧本要细细打磨，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演员的片酬和编剧的稿酬需要资金的投入，置景、服装、造型等都需要心血的投入。一个影视艺术作品，不舍得投入就会变得粗制滥造。当今中国电视剧的创作者，迫于市场的压力和成本的挤压，在制作费上不舍得投入，而是在迎合播出媒体，在一些无良平台的挤压和裹挟下，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和所谓话题，所以就难得见精品。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影视剧乃至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讲好中国故事。英雄最终取代“小鲜肉”，价值战胜颜值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向全社会倡导：内容+金融+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提高从业人员特别是播出平台管理者的整体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拍摄制作播出更多更好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内容精彩、制作精良的影视艺术作品。无论播出渠道、传播平台和移动终端怎样发展，都离不开优质的文化内容本身，传播平台和渠道的各种发展变化都只是工具，内容为王才是决定影视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缩短与影视文化发达国家差距的唯一正确选择。

熊诚总裁荣获国际艾美奖最佳组织奖1

半决赛时核心团队合影(从左至右）熊诚、赵化勇、徐子泉

熊诚总裁与凤凰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在颁奖现场

熊诚总裁与国际艾美奖主席布鲁斯派斯纳手指重要合作单位中视精彩的LOGO

熊诚总裁与国际艾美奖主席布鲁斯派斯纳在颁奖晚会活动现场

熊诚总裁在国际艾美奖颁奖现场与好莱坞巨星迈克尔道格拉斯合影